第三四三章 禽情只自迷 (上)

三戒大师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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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古代中文在书写上,是没有标点符号的。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,和正确的理解文章意思,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。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,这就是所谓的‘句读’,如果不懂句读,往往会造成误读,误解作者原意。

    因此学生入蒙后,需要‘明句读’,就是学习依靠文章的语感、语气助词、语法结构等断句。但是学会了句读,依然经常会出现歧义、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。

    比如‘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’的笑话,主客两人通过不同的句读,表达出七种截然不同的意思,令人喷饭。但要换成在公文、在书籍中,这就不再是笑话,而是困扰和错误了。

    历史上因为句读不同导致的公案比比皆是,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的‘民可使由之、不可使知之’,围绕着其句读,千年来学者争执不休。要是当时有标点,争议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    上辈子习惯使然,陈恪无法忍受一篇文章从头到尾{都没有标点,因此他读过的每一本书,都亲自标注过‘标点符号’。

    在这本《尚书伪经考》的前言中,陈恪说文章需要读者自行句读,不仅不便,还会曲解作者的意思,这是写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,要么就是故意不想把话说明白。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误解,也为了便利读者,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时,便提前加注了标点符号。

    传统的句读符号,包括句号和读号,相当于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和逗号。汉代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,还有‘、’号。和‘()’号。因此古代不是没有标点符号,只是没有人将其规范使用罢了。

    陈恪在书后做了个附录,列出了十种常用的标点符号。并将其作用明确标注。

    他这样做,绝不只是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,也并非推广标点符号那么简单。他更深层的用意。体现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文章中……

    在陈恪原先那个年代,稍稍有点文化的人,便知道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,并称儒家四书。这四本书构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,塑造了儒生们的jīng神人格,其重要xìng如何拔高都无所谓。

    然而在北宋这个时期,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尚未dú lì成篇,只是《小戴礼记》四十九篇文章的两篇。对于为何要将其单独拿出来,放在《尚书伪经考》之后。陈恪在前言中说道:

    自己考证尚书为伪经,绝非要破坏儒家的文化根基。恰恰相反,自己是为了朔本清源、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。故而才去深入研究。才会发现伪经。但发现伪经不是目的,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才是。

    那么该如何弄清呢?去找《尚书》真经么?

    找到《尚书》真经固然重要。可以让我们知道,三代到底是什么模样。但对于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,却没什么用处。因为这是记载历史的书,且是与先儒无关的历史。

    同样道理,《chūn秋》的意义也不大。《周易》主要是卜辞,是占卜之书。《礼记》是礼仪制度的汇编。而《诗经》则是诗歌总汇……所以陈恪总结道,《五经》内容丰富而庞杂,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、明确,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。

    那么如何去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呢?陈恪主张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中的两篇文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合并为《四书》。‘退《五经》进《四书》’,以便读书人更正确的理解孔孟之道。

    好吧,这都是朱熹的观点,陈恪不过是将他的事业提前了一百年。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搬,而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思想的重塑。

    因为朱熹正是通过为《四书》作注,将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儒家经典中,从而使后世的读书人,接受了理学思想,使整个社会变成了理学社会。

    陈恪便是要抢在朱熹之前,用朱熹的方法,把自己的思想注入《四书》,使大宋朝的读书人,接受自己的思想,继而改变整个社会。

    陈恪知道,这条路比辅佐赵宗绩抢皇位,还要困难一百倍。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,并变成他的思想,实乃这世上最艰难的事情。但无论多难他都得做,因为老天爷把他送到这里,兴许就是为了给华夏一个重塑灵魂的机会……

    当然,陈恪也知道,此事非朱熹那样的圣人不能为,至少以他目前的水平,还是做不到的。不过不要紧,就像他当年,明知道赵宗实是未来的宋英宗,仍然敢支持赵宗绩和他争一争一样,陈恪从来不缺乏勇气和信心。

    或者说,他天生就是个胆大妄为、自命不凡的主,就不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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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,以及自己目前的水平,陈恪没有一上来,就给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作注,只是将其从《礼记》中完整摘出来……甚至没有改变其段落次序,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了标点。

    步子太大扯到蛋,这些事情要以后慢慢做,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朱子的思想融会贯通,形成一套适合华夏的新儒学,陈恪是不会贸然注疏的。

    不过仅仅是这本加了料的《尚书伪经考》,就足以让他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了。

    汴京城、乃至大宋朝的读书人,早就知道陈恪在经筵上讲《尚书》是伪经,但具体讲的什么,却不得而知了。许多人不服气,想要驳倒陈恪、捍卫道统,从而一举成名。许多人纯粹出于好奇,想要看看到底是何高论,竟然对着皇帝和百官连讲一月……

    无论抱着何等心态,但凡稍稍关心窗外事的读书人,都动了看看这本书的念头。而且这本书,还格外好买,几乎是在第一时间,便出现在汴京城大大小小的书店,最醒目的位置。

    过了最多两三天,洛阳、应天、大名、成都、江宁、苏州……甚至福州、广州的书店中,也出现了这本书的影子,而且皆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。对于如今的陈恪来说,就是一本用脚写出来的书,他也能用商业手段将其大卖。

    大宋朝的文教之盛历代难及,仅汴京城就有书店三百家,洛阳、江宁之类的大城市,也有上百家之多,结果初版刊行的五千册,仅够在各地的书店铺货。且只是第一天,就全部卖光。顿时,该书便被书商们吹嘘成‘广受好评、洛阳纸贵’的神作,更加勾起读书人的兴趣。

    人就是这样,你堆一堆放在那儿,可能没人稀罕,但要是一下卖断货,别人弄到你弄不到,就浑身难受。

    于是各地的订单雪片般飞到汴京,汇总起来竟足足有五万册之多。幸好拥有此书版权的汴京印书社,早就加班加点的开印,将一车车崭新的书籍,发往全国各地,这场饥渴营销,才不至于弄巧成拙。

    所谓‘版权’一词,就是出自宋朝。这年代,每一页书都来自一块雕版,而所有的雕版,都必须先在官府审查登记。检查没有犯忌讳的内容后,官府会在边角空白处,刻下一个印章,证明此书版权受官府的监督保护。任何盗版的行为,都会受到官府的追究。

    为了保护行业的利益,各地的出版行会,会监督各家书店,不得出售盗版书籍,所以在城市中,基本上没有盗版书籍出售。但城市之外,还有广阔的乡镇,那里是官府鞭长莫及、行会有心无力之地。许多专事盗版的黑书坊就藏身其间,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、别字百出的盗版书。但因为其便宜,对广大贫寒士子来说,还是很有吸引力的……他们甚至很清楚,哪家盗版的错字少、纸质好。

    这让大宋朝写书的人十分难受,却又无可奈何。

    但对陈恪来说不是问题,他授意汴京印书社,又出了一批简装版,专门销往广大乡镇,价钱卖的比盗版还便宜。谁盗了他的书,算是倒八辈子血霉了……

    当然这种反盗版手段,也只限于陈恪这种背靠商业帝国,且出书不为赚钱、不怕赔钱的家伙才能用。

    好在这书卖的实在红火,一个冬天,一版再版,jīng装、平装加简装,一共卖出二十几万册,创造了大宋朝《十三经》等应试教材之外的销量记录。

    到了年底,印书社一算,不仅收回了成本,还净赚了两万贯。陈恪一高兴,尽数赏给书社员工,算是对他们半年来辛勤工作的奖励了。

    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,足够书社上下六百员工,过一个肥年了。自然人人感恩戴德,只是恨得周定坤牙根痒痒:“不是说好了节约开支么?”

    “不能既要马儿跑得快,又要马儿不吃草吧?”陈恪自知理亏,打个哈哈道:“对了,阿齐兹那厮终于到了,你和我去接一接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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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发现没有分割线不幸福,还有一更哈。